去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人口脱贫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

　　去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人口脱贫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7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会议议程包括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议案等。

　　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持续开展的一项监督工作。2018年5月至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位副委员长带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和民委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分别赴四川等16个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向会议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报告指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各地严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强化扶贫投入和监管，扎实推进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从严从实狠抓作风建设，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报告建议，在后续脱贫攻坚战中，要坚持按照党中央已经明确的目标标准和政策举措，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特殊困难群体和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国之力，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调研报告

　　去年1386万人脱贫 280个贫困县摘帽

　　2018年5月至12月， 曹建明、吉炳轩、武维华三位副委员长带队，分别赴四川、青海、山西等16个省区开展实地调研。

　　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预计有28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

　　2018年末，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 累计减少8239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2% 下降至 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在扶贫资金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在作报告时提到，近年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0%以上，2018年达到1061亿。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30%以上，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大幅增长，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8年已超过1000亿元。”

　　报告显示，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成为新的重要渠道，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扶贫小额贷款不断增加，证券业、保险业、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

　　去年新增扶贫小额贷款1000多亿，全国贫困县省域内流转土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15万亩实现收益约500亿，99家证券公司结对帮扶263个贫困县，扶贫专属农业保险产品达74个。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结果已全部公告到县，省级资金分配结果公告比例 90%以上，清理一年以上闲置扶贫资金198.5 亿元。

　　“财政兜底”压力大 扶贫产业链条短

　　武维华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报告，贫困人口基数依然较大，财政兜底压力大。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约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数量仍然不少，“尚未脱贫人口中，长期患病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比例高，且越往后比例会越高，这部分人中很多需要依靠财政兜底才能实现稳定脱贫，保障性扶贫特别是财政兜底的压力越来越大。”

　　武维华举例说，河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超过72%，无劳动能力者占47%，65岁以上老人占26%。

　　在产业扶贫方面，报告显示，各省区普遍存在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的现象，后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调研组所到的贫困地区基本上仍以小农生产为主，产业发展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发挥不够，联贫带贫能力弱。

　　此外，一些扶贫产业层次低、链条短，基本依赖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缺乏深加工环节，产品附加值低，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能力有限。

　　在扶贫资金的使用方面，调研组发现，各地在扶贫资金使用中的精准度仍有待加强。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打着脱贫攻坚旗号大举发债的倾向。

　　在作风建设方面，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极少数地方基层干部在贫困户识别和帮扶过程中仍存在优亲厚友以及截留、挪用、侵占、贪污扶贫资金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意见强烈。”

　　对懒、赌、婚致贫现象 要因户施策教育惩戒

　　报告提到，要把开发式扶贫作为脱贫基本途径，并针对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加强和完善保障性扶贫措施，造血输血协同，发挥两种方式的综合脱贫效应。

　　对自力更生、主动脱贫的人员应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形成正向激励作用；对尚有劳动能力却无所作为的贫困群众应减少资金和物质的直接给予，着力引导其增强脱贫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对“因懒致贫、因赌致贫、因婚致贫、因子女不赡养老人致贫”等不良现象，要因户施策教育惩戒，杜绝不良导向。

　　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大幅减少各级考核频次，杜绝重复无效的调研和表格资料“创新” ,合理安排检查任务，给基层留足工作时间。

　　武维华说，要尽快解决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边缘贫困人口缺乏政策支持的问题，研究制定支持边缘贫困人口的发展政策，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非贫困地区脱贫帮扶体系。

　　“尽早启动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研究。”武维华提出，应着手研究2020年后的减贫政策，研究构建市场化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探索构建农村减贫和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的城乡贫困治理体系。

　　“要将脱贫攻坚战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做好脱贫攻坚的制度设计和创新，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范，为脱贫攻坚提供法制保障。”

　　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