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艾滋病人做手术17年 呼吁保障艾滋病患者就医权利

　　我国约有125万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需要急诊处理或手术治疗。面对患者的病痛和自己内心的恐惧，医护人员怎么办？

　　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个生命……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医生冯秀岭的术前准备工作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要复杂一些。

　　一副手套，再加一副手套；一层布制分体洗手衣，加一层布制手术衣，再加一层不透气的一次性防护衣；此外，他还要戴脚套、穿胶鞋，头罩有双层防护面屏的头盔。每次装备完毕后，冯秀岭看起来就像一只灵活的企鹅。

　　之所以要穿戴得如此密不透风，是因为冯秀岭的手术对象很特殊——他们都是艾滋病患者。在这些患者的体内切割、缝针，相当于不断地与携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擦肩而过。

　　17年间，这样的擦身，冯秀岭经历了3000多次。即使全副武装，他也不可避免地在手术中遇到职业暴露，并为此承受近1个月的身心煎熬。

　　据国家卫健委估计，截至2018年，我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人。因为遭受意外或生病等原因，这一群体也需要急诊处理或外科手术治疗。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医院都以风险过高为由拒绝为艾滋病人做手术。

　　一边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一边是医护人员面临的感染风险。这场伦理间的博弈，从冯秀岭第一次为艾滋病人动刀起，就没有停止过。

　　“那是一条人命”

　　2002年，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来了一位因输血感染HIV的女病人。当时，她身患直肠癌晚期，并伴有低位肠梗阻。由于病灶堵塞无法排气，入院时这位病人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且疼痛难忍。在普外科，这算不上困难的手术。但因为身患艾滋病，病人已被多家医院拒收，病情一再拖延加重。

　　当时，手术排班正好轮到了冯秀岭。“当然想要拒绝。”冯秀岭说，那个时候，国内对艾滋病了解还比较少，甚至连预防感染的阻断药都很罕见。如果他选择不做这台手术，同事们都能理解。

　　可走到病床前，冯秀岭就是没办法把拒绝的话说出口。面对病人的痛苦挣扎，冯秀岭动摇了，“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条人命。”

　　最终，在只有单层面屏保护头部、脸部的简陋防护条件下，冯秀岭完成了手术，帮患者解除了肠梗阻的痛苦。他记得，手术过程中，行医已十多年的自己第一次紧张到“肢体不协调，用起手术刀来都不自然”。

　　就像是开了个收不住的口子，那一次后，不断有艾滋病人来找冯秀岭做手术。其中有些人还是从甘肃、陕西、福建、新疆等地远道而来。他们有的是经病友或当地医生介绍，有的是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相似的是，这些病人往往是辗转多地求医无门，把冯秀岭和河南省传染病医院视为最后的希望。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以成都为例，直到2006年，全年艾滋病人手术案例还只有1例。作为国内最早接收艾滋病患者的医院，30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接收了大量被普通综合性医院拒诊的病人，遍及妇产、骨科、神经内科等科室。

　　现在，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接收的艾滋病人的比例约占所有患者的二分之一，冯秀岭累计已为3000余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职业暴露不可避免

　　每多做一台手术，就多增加一分被感染的风险。冯秀岭和他的同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在给艾滋病人手术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器械的传递也有别于普通手术。“如果是医护人员之间手手相传，就可能出现划伤。”在冯秀岭的手术台上，器械先由助手放入托盘，他再自己伸手去拿。“减慢手术速度，安全指数才能增加。”

　　尽管如此，2004年冯秀岭还是遭遇了第一次职业暴露。在给一名艾滋病患者做输尿管结石手术时，手术刀穿透手套划伤了冯秀岭的手。经过紧急处理后，他面不改色地接着完成了手术。

　　“保持淡定是职业需要，其实我心里非常恐慌。”冯秀岭回忆，手术后，他连吃了一个多月的阻断药物。由于药物作用，期间他常常上吐下泻犯恶心，短时间里体重掉了12斤。

　　比起药物对身体的折磨，更难忍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有问题，没问题？有问题，没问题？”拿到检测结果前的每一天，冯秀岭都不停猜测着答案。由此，他也想过不再做这么危险的手术。可面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冯秀岭发现自己无法停止脚步。即使在服用阻断药期间，他还为两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冯秀岭最终躲过一劫。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又经历了3次职业暴露，但他反而不再像最初那样担忧和恐慌。“只要站上手术台，暴露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如全身心地专注于手术本身。”

　　现在，针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和风险防范，河南省传染病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流程。在普外科，每月100例传染病患者的手术中，艾滋病患者占到40%。几乎每一名医护人员都遇到过职业暴露，但没有出现任何感染案例。

　　“不给看”与“看不了”的困境

　　在各地传染病医院，因为明确了解治疗对象的特殊性，从而能对医护人员进行有效防护。但在普通综合性医院，由于有的患者刻意隐瞒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反而可能使医生置身危险之中。冯秀岭说，在他的病人中，就有两位因工作感染艾滋病毒的医生。

　　2012年，天津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肺癌患者因求医屡次遭拒，选择私自更改病历隐瞒病情，并最终接受了手术。此事引起了多方讨论和关注，在谴责这位患者为医护人员带来风险的同时，艾滋病人“看病难”的心酸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同情。

　　“这更多是医疗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冯秀岭告诉记者，普通综合性医院不同于专业传染病医院，院内感染控制的专业性和严格性都要稍差一些。“医院不仅要考虑医护人员可能遭遇的职业暴露，还要考虑普通病人的安全。”在冯秀岭看来，让艾滋病人转到专科医院治疗，是一种正确的引导。

　　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125万存活的艾滋病人，他们的就医场所大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定点医院或省会城市的传染病医院，但并非所有医院都开设有完善的外科科室。以地坛医院为例，因为没有胸外科，就无法为上述肺癌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为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服务的医生。

　　最近几年，冯秀岭一直希望为科室引进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但自2018年公开招聘以来，应聘者寥寥无几，好不容易有两名专业对口的研究生，一个来了3天就离开了，另外一个也没坚持到一个月。

　　“这是一份高危职业，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也能理解。”普外科护士长张元蓓告诉记者，刚毕业时，每天来上班她也心惊胆战。可随着时间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中往前推移，“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这里跟别的医院有什么不同。”

　　其实包括冯秀岭在内，许多医护人员的家人都出于健康的考虑，屡屡建议他们换科室换岗位。“可总要人做这些事，要承担这些风险。”冯秀岭说，往后，他希望让更多的年轻医生正确认识艾滋病，让艾滋病群体得到与普通人无异的医疗救治和帮助。